MARTIN SHKRELI是这周的网络红人。他在买下一种用来治疗潜在的致命寄生虫药品后立即钜额抬高药价，此举使他在网络爆红，不仅成为社交媒体的众矢之的以及总统候选人的政策跳板，还到处被冠上前对冲基金制药老总的污名。
怎么会是这样呢？制药公司和贪婪挂钩，就像是银行家和…恩，贪婪一样。SHKRELI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下投降，宣布他会将药品价格调降。但是他并没有从他原先价格调涨的理由退缩：对他而言，有利可图是在需要高度管制的产业中达到成功必须的手段。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早在你有机会决定药价之前，制药公司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在研发与临床实验上。发行前保险公司更从制药公司拿走了更多钱。更不用提如果没有利润，投资人不会投资制药公司，药品就不会被生产。所以SHKRELI真的是一个无耻的流氓吗？或着他只是依循着制药产业的一般规则呢？
药物始于实验室内。一些在大学、国家实验室或制药厂的科学家，发现一种似乎对某些弊病有着一定疗效的化合物。他或她于是把这个化合物独立在培养皿中对单细胞进行测试，接着用在动物身上，最后才是人体实验。这个临床前的工作，称之为药物发现，通常会花上三到四年的时间，而且一千个化合物中可能最后只有一个会用在人类身上。
人体试验，又称之为临床实验，是药物研发的战场，总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测试安全性、第二阶段是决定剂量、第三阶段则是要证实这个药物是有效且值得被上市的。这个过程需要五到十年，只有约一成的药品通过临床实验问市。
时间，加上科学家、实验室、设备、患者的招募、加上测试测试再测试，等于金钱。Tufts大学2014年的药物发展研究报告发现，一个药物从临床实验到获得FDA批准合格的研发成本要2.7亿美元。即使在研发过程中被刷掉的药物也会花费制药公司百万美元的成本。“俗语说，第一个药丸要花十亿美元产生，第二个只要花10分钱。”哈佛法学院，健康法律政策生物技术与生物伦理学中心的研究员Rachel Sachs说。
制药公司投入了相当大的成本研发药品，但这些花费并不是最终决定售价的因素。“如果我是定价的人，我并不是依照我们花费了多少决定产品价格，”Duke大学，医生、商业及公共政策教授Peter Ubel说，“我想的是我评估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
“什么是市场能接受的。”是当询问人们药品价格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意味着除了制药公司外没有人真正关心药物研发所需要的费用。市场只关心这个药品被感知的价值。
试想，苹果推出的iPhone，Ubel说：“虽然前期投入了疯狂的研发和生产成本，但或许他们每只只卖10美元都还能有利润。”不过苹果预测人们愿意支付500美元，所以这就是他们索取的价格。
与苹果和其他产业不同的是，制药公司必须和保险公司协商药物的价格。“和其他产业相比，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Sachs说。
感知价值是相当复杂的（毕竟是关乎经济的），但是药品几乎可以被归纳为三件事：有多少病患能被这个药物治疗、有多少类似的药品在市场上和这个药物能多大程度的改善病患的生活。保险公司为消费者协商一个较为便宜的价格。但是如果这个药仅仅对少数的人有用，又是唯一能治疗某种致命疾病的药，那么保险公司没有多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Daraprim，Shkreli从13.5美元调涨到750美元的药丸，是用来治疗被称作弓形虫病的寄生虫感染。这是相当常见的感染，对一般人来说这并不会致命。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因为爱滋、癌症或刚做完器官移植手术，弓形虫感染就可能致命。就感知价值来说，daraprim集所有条件于一身，它治疗少数的人、他是市面上唯一治疗弓形虫的药物、且它能救命。Cha-ching说。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这里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Shkreli是产业的背离者，还是他只是非常不幸的被揪出来？“有一个有趣的假设观点，”Sachs说：“如果他是在药品问市前买下药品并在一推出时就以高价销售，那么大众会如此的愤怒吗？大公司收购生技新创公司和独立实验室通过最后临床实验阶段的推药并不是罕见的事。”
“一个以盈利导向的公司有权利决定他想要的售价，”Ubel认为。“风险是如果产业看起来太贪婪，会引来政府的监管。”Hillary Clinton就因此计画要重整大制药公司。医疗市场也因此下跌近百分之五。所以或许Shkreli的最大错误不在于太过贪婪，而是他贪婪的方式太引人注目了。
http://www.wired.com/2015/09/prescription-drugs-get-wildly-expens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