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堅教授從事乳癌防治工作至今已超過四十個年頭，為台灣醫界罕見的「全方位」癌友照護者。不僅是臨床上備受病患信賴的乳房外科權威，更成立「台灣乳房醫學會」與「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從醫學科技及關懷病友的角度雙管齊下，全面防堵癌症。張教授因執行經濟部學界科專的計畫，意外跨入產業界，催生了「安克生醫公司」，致力於癌症的早期預防與診斷。此外，他也是位咖啡愛好者，透過研讀大量醫學文獻，甚至出版專書，讓大眾從科學的角度了解咖啡與健康的關係。此次基因線上很榮幸專訪張教授，讓讀者一窺大師養成之路。
人窮，志不窮
張金堅教授 (以下簡稱張教授) 生於 1946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正是戰後台灣百廢待興最艱困的時代。父親只有小學畢業，母親不識字，這樣清苦的環境，反而激發了張教授力爭上游的決心。「雖然父母沒有要求我當醫生，但當醫生既能幫助人，生活上也有著落，所以我決定要考醫學系。」張教授說，然而他第一年並沒有如願考上醫科，而是台大電機系，但他選擇重考，第二年考取台大醫科。
剛上大學時，張教授覺得自己來自鄉下、家境不好，總覺得自己比不上建中、北一女的學生，所以不論在電機系還是醫學系，都感到很大的壓力，而罹患大腸激躁症。慢慢適應大學生活後，便逐漸顯現出合群、外向的一面，不僅擔任過班代表、演過話劇，喜歡與人交往，甚至積極舉辦很多課外活動，這樣多方的嘗試和他日後選擇外科、舉辦學術活動、成立基金會等有所關連。
嚴謹的外科養成之路
張教授提到，早期當醫師比較辛苦，尤其是外科醫師。「以前是學徒制，且很多老師和前輩都是在日本受教育，幾乎是不苟言笑、要求很高，而且賞罰分明。所以我們當住院醫師時，在這樣嚴謹的訓練下，對這些師長是又敬又怕。而且我沒有背景，只能自求多福、下苦功。」
「以前從住院醫師升到總醫師的過程就像個金字塔，愈往上升人數愈少，而且是由師長們採投票制來決定，與現在大有不同。」張教授說。雖然淘汰制度嚴格，但台大的師長們各個身懷絕技，所以學生們其實從中學到很多；再者，學生們也要配合老師的要求，譬如：每天早上跟教授回診、跟刀、記錄，星期六、日也要來看病人，鉅細靡遺地記錄各種狀況，而且是在指導教授還沒來之前就要先知道各項記錄；若跟刀時犯錯，也會被當場指正。在這樣嚴謹的訓練下，養成了守時、重紀律、一絲不苟的態度，也學到開刀的「專業判斷」如開刀的目的、時機等，這些都是外科醫師應具備的基本功。更重要的是，在基本功內練就外科手術技巧及精通其中的原理。
張教授回憶道：「這個過程真的很辛苦，有時跟刀會跟到晚上，又要值班，值班可能也要開刀，隔天一早又要跟刀。那時沒有一例一休，連續三、四天沒睡覺是常態，但我們就是這樣咬緊牙根拼過去。」在一番埋頭苦幹後，張教授也一路從住院醫師升到總醫師。然而，正當他覺得所學仍有所不足時，正好台大成立了臨床醫學研究所，張教授便開始進修。由於是第一屆，不僅設備與師資不完善，課程也在研擬中，可說是百廢待興。然而，身為學生的張教授決定自己主動去求學問、找題材、請教專家，「因為當時的資源不足，各種疑難雜症都要自己克服，但也培養了我們那一代的學生勇於開創、自立自強的精神。」張教授說。
「在台灣，醫師有三種」，張教授提到，第一種是發表論文的研究型醫師；第二種是熱衷教育的教學型醫師；第三種，則是專注在看病的服務型醫師。而這樣的分類在台灣一直頗有爭議。雖然張教授屬於「三項全能」的醫師，但他認為人才應該擺在對的位置，依天分與興趣而有所權衡，每個國家也都有自己制度上的缺失，台灣不必總是向他國看齊。
張教授一路從住院醫師升到主任醫師、副主任、主任，除了自身努力與師長之提攜，他回憶說：「我以前是學乳癌跟大腸癌，當時都是冷門的科目，那時最紅的是胃癌跟肝癌。所以冷門的科目不一定就不好。」而提到近年來備受重視的分子生物學，張教授表示，在自己研讀博士班時，分子生物學對他而言是嶄新的陌生領域。他透過向基礎科學領域的學者學習、請益與合作，甚至跟學生互動，來充實這方面的知識。在精準醫療興起的時代，張教授認為其中的轉譯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 是關鍵，基礎研究應該與臨床應用有更好的連結，並且透過團隊合作，「From bench to bed. (從研究報告到臨床病床照顧)」，才不會讓科技與社會脫節。其次，要翻轉思考，擁有多年癌症研究經驗的張教授發現當今治療、診斷方法多元，包含解剖學、組織學、還有分子醫學如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等，「醫學這四十年來的演變相當大，所以從醫者一定要學會面對變化和跳脫既有的思考，才能跟上時代。」張教授有感而發地說。
抗癌雙管齊下：乳癌防治基金會與乳房醫學會的成立
早期，台灣還沒有乳癌的學術性學會，張教授因專攻乳癌，加上看到乳癌病例有增長趨勢，因此催生了台灣乳房醫學會。「乳房醫學會很特殊」，張教授說：「例如外科醫學會一定都是外科醫師，內科醫學會也一定都是內科醫師，但乳房醫學會是跨科的，包含負責開刀的外科醫師、負責化療的腫瘤內科醫師、還有放射治療醫師、病理科醫師、影像醫學醫師、甚至還有整型外科醫師等。」透過多專科醫師及藥師、營養師、個案管理師等，建構完整的乳癌治療計畫。此外，張教授提到：「以前乳癌病人比較晚期，甚至潰爛，幾乎每位病人都要切除整個乳房。當時醫藥還沒有現在發達，病人的支持與輔導系統也不完善。所以有的病人會自行中斷治療、有的病人會去服草藥或求神拜佛等，乳癌的治療非常混亂，沒有標準治療；再者，早期的時空背景，女性較容易被忽略，無法接受到正統、完善的治療。」張教授有感於病人無論在生理或心理層面都需要妥善照顧，因此便成立乳癌防治基金會，從支持病人的角度出發，和從學術角度出發的乳房醫學會，讓病人擁有醫療專業與社會支持的雙重力量。
行醫多年，病房裡的人間冷暖是張教授最印象深刻的事。有位七十多歲的乳癌患者，組織已腐壞滲血，但她極力隱藏，不想被孩子看到，直到有次衣服滲出血跡，親人才曉得其嚴重性，但她的兒孫並沒有苛責她的隱瞞，還很認真地排班照護，讓她逐漸好轉；也有看到一對夫妻，太太罹癌，先生負責張羅全家大小，可說父兼母職，全心照顧。這些病房裡血淚交織的親情故事，或悲、或喜，都讓張教授無限感慨。
台灣在乳癌研究與臨床之現況
在乳癌研究方面，張教授提到在國科會裡做的乳癌研究皆屬於早發型乳癌 (early-onset breast cancer) 和雙側型乳癌 (bilateral breast cancer)。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台灣乳癌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性，「台灣的乳癌患者比較年輕化，年齡層介於 45 到 55 歲，美國則是在 55 到 65 歲，足足年輕十歲；且台灣罹患管腔型 (luminal) 乳癌的族群以年輕患者居多，美國則是停經後的婦女較易罹患管腔型的乳癌，人種的差異相當值得深究。但當時台大醫學院非常重視醫學生的教學，因此身為主任的張教授便投身教育，在任內編撰五本教科書，建構核心課程；另外，他也針對老師特別設計統一的教材，建立一系統性的教學模式。儘管教科書頗受歡迎，但張教授依然心繫研究，所以後來他借調到桃園醫院擔任院長時，決定投入國科會 (現為科技部) 的產學研究計畫。「會走到產學合作，是因為受到 SARS 疫情的啟發。SARS 疫情爆發後，我被指派負責國際機場的疫情控制，那時在台大醫院有位住院醫師，做氣管鏡檢查時被感染，啟發我虛擬實境的概念。後來我就做出了很像氣管、內有電腦模擬的原型 (prototype)，並跟廠商洽談合作，幾乎要產品化了，台大還辦了記者會，卻因廠商倒閉最後無疾而終。」張教授說，該機器曾經還一陣子放置於臺大醫院，供學生及住院醫師使用。
產學合作的成功典範──安克生醫開啟甲狀腺診斷新視野
然而，失敗的經驗並沒有阻止張教授投入產學合作的決心。後來，他申請到經濟部的學界科技專案 (簡稱學界科專)的計畫，該計畫主打「 4P」 的概念 ，從論文發表 (publication)、申請專利 (patent)、商品化 (product)、再到盈餘 (profit)，希望讓科學研究走向商業化。
張教授連續做了三期，研發出「甲狀腺超音波電腦輔助診斷系統」（AmCAD-UT，簡稱「甲狀偵」），透過創新影像分析技術，協助判讀甲狀腺超音波影像，為甲狀腺腫瘤提供更精準的診斷效果。張教授表示：「若是人工判讀，看診時醫師可能會受到情緒影響；但電腦不會，而且這是非侵入性的技術，可以與針刺細胞學之診斷相近，能減少病人的不適。」後來該技術也順利商業化，由美吾華集團旗下的懷特公司投資，成立了安克生醫公司，後來也申請到美國 FDA 、台灣的食藥署、以及最近也通過中國的 CFDA 認證，前景相當看好。
對於新興的研究領域 張教授的看法
張教授表示，分子生物學的興起，為癌症的診斷與治療帶來重大的改變與進步，加上人類基因圖譜的解碼，以及基因定序技術的引進、大數據應用等，使得生物醫學的領域更加多元。面對近年來最夯的名詞──「精準醫學」，張教授提到一位國際學者 Leroy Hood 博士所提出的精準醫學 「4P」 概念：預防 (Preventive)、預測 (Predictive)、個人化 (Personalized)、參與 (Participatory)。在預防與預測的部分，隨著基因科技進步，如液態生物檢體 (liquid biopsy) 技術可幫助疾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現在醫學臨床指引(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CPG)，都是針對該疾病的病理診斷如何治療，但其實疾病還有亞型 (subtype)，因此精準醫學就是要把疾病分型得更細，這樣治療成效就會越好、副作用也越低。」張教授說。針對個人化，則是因為每個人基因背景都不同，因此「客製化」對於醫療診療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最後，則是參與，張教授認為：「精準醫學其實是環環相扣的，除了生醫領域人士在專業上的貢獻，還要納入病患與家屬、以及社會大眾的參與，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才是精準醫學能否成功的關鍵。」
另外，張教授也提到，除了基因體學、表觀基因體學，環境因子也是其中的關鍵，如果一個人擁有良好的基因背景，但住在嚴重污染的地方，亦會造成健康的損害，所以醫療大數據 (big data) 就是在監控這方面的資訊，希望從生活型態、飲食習慣、甚至是心理狀態來切入，更精確地分析影響人們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
此外，最近很熱門的液態生物檢體 (liquid biopsy)，次世代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及胞外體 (exosomes)，甚至是基因治療 (gene therapy)，都為癌症發現與治療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以胞外體為例，它扮演著類似癌細胞轉移的哨兵角色，在癌細胞真正轉移前，由癌細胞分泌的胞外體可攜帶多種的 microRNAs、蛋白和癌化合物 (onco-metabolites) 先行於遠端器官改變其組織更適合言細胞生長環境的特性，建立所謂的癌轉移前微環境 (pre-metastic niche)。同時，胞外體膜上的特定黏附蛋白如同郵遞區號般，可以決定癌細胞轉移的器官趨性 (organotropism)；因此，藉由偵測它可以預測癌細胞轉移的部位，未來甚至可用來阻斷癌細胞的轉移。而液態生物檢體與次世代定序技術的結合，除了減少 tissue is always the issue 的問題外，醫生未來也能更全面的監測癌細胞的突變與異質性 (heterogeneity)，進而採取最合適病人的治療方案。
上帝的飲料 ? 張教授與咖啡的不解之緣
最後，張教授與我們分享他最近投入咖啡研究的心得。「三十年前，我讀博士班讀到晚上七、八點，就會想去喝個咖啡，但一喝就肚子痛，所以那時候很討厭咖啡。」沒想到在七年前的某一天，張教授前往台中澄清醫院中港院區擔任院長，在高鐵上喝了一杯四十元的咖啡，意外發現風味不錯、身體也沒有不適，引發了他對咖啡的興趣，遂開始大量嘗試各式各樣的咖啡豆，並著手研究咖啡與健康的關係，包含預防疾病、抗氧化、改善呼吸道、保護肝細胞以及降低某些癌症發生率等優點。
近期，張教授也與台大植微系沈湯龍教授合作，首先偵測出咖啡俱有大量的胞外體，並且探討這些胞外體對於健康的功效。張教授創新的思維，讓原本僅是休閒的咖啡文化，也同時注入最新的科學元素。當然，咖啡並非萬靈丹，由於咖啡會阻礙鈣質吸收，有骨質疏鬆症者不宜，其他如孕婦、孩童也不宜喝咖啡，患有胃酸過多、胃食道逆流、消化性潰瘍之患者也不宜飲用過量。張教授遍遊國內外各地咖啡莊園，透過閱讀大量醫學文獻，以及出版專書《癮咖啡研究室》，除了介紹咖啡豆的烘培方式、產地來源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扭轉許多人以訛傳訛對咖啡的誤解將咖啡與健康的關係，以專業的分析、科學的角度介紹給大眾，共同探索喝出健康與品味的咖啡世界。
對咖啡、茶和健康的關係感興趣的讀者，歡迎參加由張金堅教授、張大力院長主講的講座：
張金堅教授小檔案
現職
新店耕莘醫院乳房醫學中心兼任主治醫師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總顧問
台灣大學醫學院 名譽教授
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 董事長學歷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Y. (U.S.A.)研究員
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經歷
中華民國臨床腫瘤醫學會理事
醫策會醫院評鑑委員
台大血管新生中心主任、醫學院教授、台大醫院外科部主任
澄清醫院中港院區院長、衛生署桃園醫院院長
台灣大腸直腸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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