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間，全球製藥產業始終奉行一個簡單且被廣泛接受的經濟鐵律：哪裡的生產成本最低，就在哪裡製造原料藥與藥品。這種將利潤與效率推向極致的思維，建構出一條高度全球化的精實供應鏈。在這樣的體系下，亞洲憑藉著低廉的人力與製造成本，躍升為全球原料藥（APIs）與委託代工（CDMO）的絕對核心。
然而，那個資金與貨物得以暢行無阻的全球化黃金時代，如今已然走入歷史。
在 2026 年義大利米蘭舉行的 CPHI 世界製藥原料展上，摩根大通（J.P. Morgan）歐洲、中東與非洲地區（EMEA）醫療健康投資銀行業務聯合主管暨董事總經理 Roy Wouters 發表專題演講。他向現場座無虛席的醫療保健產業高層直言，地緣政治碎片化、貿易戰升溫以及各國地緣安全法案，正以不可逆的力道迫使這個高達 1.5 兆美元的全球製藥產業進行徹底的結構重組。
「過往的全球化，追求的是成本最低化；」Roy Wouters 強調，「但未來的賽局，追求的是『確定性』極大化。」
如今，一款關鍵藥物應在哪裡生產，不再只是供應鏈經理人在後端處理的營運細節，而是拉升至董事會層級的重大策略決策，直接影響藥物能否順利上市以及未來的市場定價策略。
褪色的精實神話，深藏於供應鏈中的高度集中風險
要理解為何各國政府與大型藥廠紛紛著手拆解運作數十年的供應鏈，就必須重新檢視過去全球化模型的盲點。全球化確實帶來規模經濟、高效率與跨國研發合作；但同時，它也將攸關人命的關鍵藥物生產，過度集中於少數地理區域。
過去被奉為圭臬的「精實設計」單點供應模式，在全球疫情爆發與地緣政治緊張疊加下，暴露出致命的脆弱性。其後果顯而易見：全球藥品短缺頻傳、新藥臨床試驗推遲、物流成本飆升，最終損及患者權益。Roy Wouters 分析，我們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原先為無障礙貿易設計的營運模式，正被全面重塑以捍衛主權安全。
這場轉型主要由三大核心訴求驅動：供應鏈韌性、市場准入可靠性，以及主權安全。
華府三大政策工具：關稅、定價與法案加速脫鉤
在美國，三股政策力量正重新改寫醫療保健的經濟規則。
首先，華府規劃對來自非盟友國家的專利醫藥原料課徵高達 100% 的關稅。此舉意在透過提升成本門檻，促使藥廠將製造供應鏈搬回美國本土，藉此重振在地製造能力。
其次是最惠國（MFN）定價機制與海外授權的減少。美國試圖將國內藥價與歐洲較低的水準掛鉤，這打破過去以高獲利支持研發的交叉補貼模式，導致國際合作談判節奏放緩。Roy Wouters 指出，美國生技公司將全球權利授權給非美企的比例已銳減 60%。開發商普遍擔心，合作夥伴在歐洲接受低價後，會間接侵蝕該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商業價值。
而《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則進一步推動中美生醫產業的加速脫鉤。該法案禁止聯邦機構向被列為「外國敵對生技實體」的企業採購或提供補助，迫使藥廠全面檢視並調整供應鏈。一旦供應商被納入監管名單，相關合作計畫就必須喊卡或更換夥伴。然而，更換成熟的製造夥伴不僅成本高昂且曠日廢時：單一廠區的技術轉移成本可達 500 萬美元以上、耗時 18 至 30 個月；若是已上市藥物需要重新獲得主管機關認證，過程更可能長達 8 年。這使得選擇供應商不再只是單純的成本考量，更是關鍵的地緣政治風險評估。
歐洲政策轉變：公衛採購不再以價格為唯一基準
對藥品自主權的重視絕非美國獨有，歐洲也正透過《關鍵藥物法案》（Critical Medicines Act）推進類似的策略佈局。
鑑於歐洲超過半數的藥品短缺源於製造端問題，監管機構正積極鼓勵產線回流，並針對 200 多種關鍵物質制定「歐盟優先清單」，將抗生素、胰島素、疫苗及慢性病用藥列為重中之重。同時，歐洲正著手改革公共採購機制，打破以往「低價者得」的迷思，轉而將「供應安全性」列為核心評選標準，這將根本性地改變藥廠在公衛採購市場的競爭策略。
本土投資增加與「垂直自主」升溫，代工廠面臨新挑戰
為因應政策轉向與潛在的關稅衝擊，跨國藥廠正大幅調整資本布局。業界預估將投入超過 5000 億美元在美國本土興建製造與研發設施，以確保符合法規規範並降低關稅風險。
例如，德國藥廠 Bayer 規劃在美國俄亥俄州 New Albany 投資 22 億美元，興建佔地 200 英畝的園區，生產腫瘤、心血管與腎臟疾病相關藥品。該計畫預計創造 600 個專業職缺與 1,500 個建設工作，為 Bayer 5 年內在美投資 70 億美元計畫的一部分，旨在提升本土產能。
此外，AbbVie 計畫在未來十年投入 1,000 億美元於美國研發與製造；Novartis 在佛羅里達州 Winter Park 設立第四座放射性配體療法設施，作為 230 億美元投資計畫的一環；Johnson & Johnson 也透過擴大本土產能，因應潛在的關稅調整。
然而，這種本土化潮浪對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CDMO）產業帶來新型挑戰。過去藥廠多將製造外包以保持資產運作輕量化，如今為了牢牢掌握供應鏈主導權，大型藥廠紛紛轉向自建產能。隨著自有產能擴增，傳統代工市場的業務範疇勢必遭到擠壓。
「中國加一」策略下的新樞紐：具地緣優勢的亞洲據點
降低風險並不等於要把所有生產線搬回美歐。西方藥廠正積極推動「中國加一」策略，將資源分散至政治風險較低且具備關稅優勢的中立區域，藉此在資本支出與風險控管之間取得平衡。
部分亞洲 CDMO 業者也快速調整戰略，不再單純打價格戰，而是透過在西方國家進行併購或設立據點，為客戶提供兼具在地化與合規優勢的低風險服務。
韓國 Samsung Biologics 在馬里蘭州 Rockville 擴建研發與製造設施，成功串聯韓國松島的龐大產能與美國在地據點，協助客戶順利完成技術轉移並符合在地法規。印度 Syngene International 則收購位於馬里蘭州 Baltimore 的生物製劑製造廠，順利取得充填完封與藥物生產能力，顯著強化其在全球市場的合規性與服務彈性。
隨著西方藥廠重新調整合作策略，印度與東南亞的代工製造商展露頭角，一舉拿下更多臨床與商業化合約。受益於供應鏈多元化的浪潮，印度 CDMO 市場規模預計將從 2020 年的 100 億美元，大幅成長至 2033 年的 500 億美元以上。這些新興業者憑藉靈活的法規適應力與穩健的市場准入能力建立競爭壁壘。
導入 AI 與自動化，化解西方高昂勞力成本的良方
將生產線遷回美歐雖能有效規避地緣政治風險，但隨之而來高昂的人力成本。為了維持獲利能力，藥廠正積極將建廠計畫與人工智慧（AI）及自動化技術進行深度整合。
Roche 運用搭載 3,500 個 GPU 的混合雲 AI 系統優化生產流程；Eli Lilly 與 NVIDIA 合作成立聯合創新實驗室，將 AI 應用於藥物開發與製造；Pfizer 則透過自動化與數位雙生技術進行成本管理。數位化與自動化已成為歐美高成本地區提升生產力與維持營運效益的重要途徑。
長期資金挹注，重新定義生醫業競合法則
重塑全球製藥供應鏈需要長期且龐大的資金挹注。為推動這場產業大轉型，J.P. Morgan 執行長 Jamie Dimon 宣布啟動為期 10 年、總額高達 1.5 兆美元的「安全與韌性倡議」，其中包括 100 億美元的直接投資基金，重點支援關鍵藥物、疫苗生產與先進健康科技。在這波新浪潮中，金融與產業的合作模式更加仰賴對地緣政治與政策走勢的精準洞察。
隨著製藥版圖重組，產業競爭焦點已有所轉變：服務提供者需強調供應穩定性與合規能力；企業則需因應關稅政策進行全球據點布局；而 AI 與自動化技術的應用，也成為維持效率與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產業價值的重心正在轉移——從單純擁有低成本製造設施，轉轉變為建立具備高信賴度的供應網路。」
正如 Roy Wouters 在演講結尾時所說，藥廠與投資者當前最核心的課題，已從單純追求最低單位成本，轉變為建立具備高度信任與確定性的供應鏈體系。在這場規模空前的地緣政治與產業大重組中，海外廉價製造的時代已正式劃下句點，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看重供應安全、法規合規與技術升級的新秩序。
資料來源：CPHI 論壇現場報導。
延伸閱讀：基因線上「CDMO 與 市場准入」專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