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率高企與全球生技募資趨緊的背景下，日圓貶值、估值處於低檔以及展會出現大量海外買家，正悄然為日台生技創造下一波成長契機。日商 DCI 合夥株式會社（DCI Partners Co., Ltd.）常務董事兒玉俊太郎（Shuntaro Kodama）指出，日本擁有「高科研、低估值」的結構性優勢，加上 AMED 的 VC 配對基金以公共資本放大私募力量，讓資金槓桿與政策推動同步到位；同時，台灣在工程化、醫材與資本市場的執行力，則能把日本的科學成果加速商業化與上市，形成一個可複製、能在緊縮週期中穩補現金流的跨境投資機制。

低谷中窗光乍現，估值、匯率與展會「轉強訊號」催生下一波成長契機

在利率高企、全球生技募資承壓的年景中，兒玉俊太郎卻把版圖往亞洲再推一步。「我們兩檔生技基金的管理資產規模大約是 270 億日圓，折合約 1.8 億美元，投資橫跨日本與台灣；第三檔基金也已在路上。」他說得平實，卻有一股篤定。

這份篤定，來自結構性的市場錯位：日本長年資本供給不足，科學品質卻不輸美國，形成「高科研、低估值」的少見條件；加上日圓走弱，「同樣的錢能買到更好的資產」，對海外投資人等於打了折扣。

兒玉不避諱直言：「在日本，我們幾乎一直擁有更強的談判力，常能以比美國更低的估值入場，而且這不是短期循環，而是長期存在的情況。」他補了一句：「現在一切都很便宜——日圓很弱、估值也低，科學品質卻仍舊非常好。」

趨勢的底色，還可以從今年日本生技大展（BioJapan 2025）看出輪廓。這檔傳統上偏「內向型」的展會，正快速國際化。「歷來外國參與者不多，但今年我真的被嚇到，看到非常多來自海外的與會者，尤其是台灣與韓國。」兒玉說，會中投資論壇與座談的熱度顯著攀升，跨境媒合變得更加普遍。他表示，在「價格下降」與「體量上升」雙重條件背景下，如果這時候來看看日本與台灣的協同成長，逐漸打開能穿越現況更上一層樓的機會之窗。

日本科研深水區，布局 Treg 免疫到長壽戰線

被問到日本的硬實力，兒玉不假思索地指出免疫學與 iPS 幹細胞仍是長期以來具有的優勢，近期的諾貝爾獎也再次證明了這方面的底蘊。「日本在免疫學上有深厚的基礎，這次諾貝爾獎對調節性 T 細胞（Treg）的肯定，等於再一次跟外界驗證此方面的實力。」他說。

「日本早在 2018 年就踏入 Treg  調節性 T 細胞免疫耐受療法，在免疫學、iPS 與幹細胞這幾個領域，我們仍具有明顯優勢。」他也提到他們關於免疫調節相關的投資標的：「我們的投資組合裡還有 REGiMMUNE 與 JUNTEN BIO，兩家公司都在使用調節性 T 細胞開發候選藥物。」

除了免疫學，兒玉個人也高度關注「長壽醫學」。他談到投資的 LUCA Science，邏輯簡單卻前衛：「粒線體是細胞的能量工廠，若能直接輸入健康、具有良好功能的粒線體，或有機會治療多種退化與代謝相關疾病。」

現實面，關鍵的是他們的製程門檻——如何「完整」提取粒線體而不傷及細胞結構，成為臨床轉譯能否成功的關鍵。「他們的核心技術在於能夠不傷害細胞地提取粒線體，使之維持原本的高度活性與功能。」他補充。在這條介於細胞治療與新型載具間的灰色地帶，新技術與 CMC 再現性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投資層面值得討論的議題。

AMED 與 VC 配對基金，成公共資本渦輪改寫遊戲規則

談到目前日本投資領域的資金結構，兒玉表示，「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gency for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MED）的創投（VC）配對基金是這兩年最值得關注的政策工具。兒玉拆解機制：「AMED 會先認證 VC，一旦該機構被認證，如果他們對單一公司投資 2,000 萬美元，AMED 就能以『兩倍資金』再加碼 4,000 萬美元。」

他說，整體預算規模約 25 億美元（約 3,500 億日圓），因此「許多新創都在試圖取得 AMED 的資金槓桿」。更重要的是，門檻設計並非只有利於日本國內新創—「海外團隊也能申請，但需要設立日本法人，或在日的 100% 持有子公司作為受補助主體。」他補充，審查採兩階段：先書審、再面談。

這種「公共資本做倍數槓桿」的設計，對早期風險更友善，對成熟標的則能明顯壓低資金成本。兒玉直言 DCI 也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我們也是被認證的 VC 之一。」

對海外創業者而言的策略重點，在於公司結構與時程管理 — 提早與認證 VC 對齊資金用途與里程碑，準備好 CMC、臨床計畫與 KOL 背書，用「以終為始」的方式，讓配對資金與私募資本能夠相輔相成。

台灣作為加速器：AI 醫材、製造供應鏈與資本來源成關鍵

兒玉表示，與日本的科學研究深水區相對照，台灣在工程化、醫材與數位醫療的落地速度，正是跨境組合拳的加速器。「我們在台灣投資數位醫療與醫材公司，例如準訊生醫 Sigknow Biomedical，做的是可攜式心電貼，資料回傳後以 AI 分析與判讀。」兒玉分享。

他也提到另一端的硬體創新 — 以霧化器為例的醫材產品 —「台灣具有製造與數位技術上的雙重優勢，很會『拼裝』出新產品。」這些都是具高頻次與可複製性的現金流標的，可在貨幣緊縮期為投資組合提供穩健的現金回補。

兒玉進一步表示，為何他認為台灣適合成為資本來源的獨到之處。根據他的觀察，專業生技 VC 的數量雖有限，但還有兩股力量正成為生技新創的「第二曲線」：其一是在半導體產業賺錢的個人與家族企業，其二是已上市的藥廠與 CDMO，正回頭成為產業資本的挹注者。

在市場端，他指出台灣因為資本市場活絡，加上對國際化團隊也更友善，因此讓跨境合作更具優勢。「Regimmune 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 我們在 2019 年投資後，公司把總部從日本遷到台灣，並計畫在台灣上市。科學出自日本，但商業與資本市場的力量在台灣。」他直截了當的表示。

更長遠地看，日本與台灣的互補，能把觸角自然延伸到全球三大藥品市場。「與台灣人才協作，我們其實能同時打美國、中國與日本三地市場。」兒玉解釋。

別於其他日資，DCI 亞洲先行策略，先串台日邁向美、中、日

跨境合作終究是聚焦於「人」的生意。兒玉語氣很直接：「沒有關係網，要敲開日本市場的大門其實不容易，強烈建議找在地夥伴進行橋接。」他點名湘南 iPark 與 LINK-J 這兩大網絡正在扮演催化劑，主動連結國內外的創新者與資本，「他們以平台網路之姿，有效把各級玩家『串接』了起來」。

至於投資流程與時間軸，兒玉給出實務的對比：「若是較晚期的公司，兩三個月就能完成盡調與決策；但如果是『自創衍生公司（Venture Creation）』模式，從資產引進、談判到組團，可能要兩、三年。」他舉過往案例為證 — DCI 曾直接向三菱田邊談下資產、親自組建 ADC 團隊，「從第一次接觸到公司正式啟動，至少花了兩年。」這種下重本、長週期的做法，也反映了他們在日本端具有深耕的能力。

話鋒一轉，他表示，與多數日本投資機構「先美國、再跨境」的慣性手法不同，DCI 選擇以亞洲為原點。「不少日本 VC 的跨境仍集中在美國與日本連線；我們則不一樣，我們把重心放在亞洲、特別是台灣，先把日台的科學與商業化串聯起來，再把市場面向美、中、日三地展開。」兒玉說。

這樣的「亞洲先行」策略，讓他們不必一定要過度依賴美國市場就能擴大規模，同時也把日台雙邊的優勢（日本科研、台灣商業化與資本市場）形塑出可被複製的流程與節奏。訪談最後回到初始之地，兒玉解釋為何此刻是最佳的投資與合作時機？他給出最務實的答案：「因為日本的科學很好、價格卻很便宜；而台灣的速度與市場又能把好科學拉上跑道。」

閱讀英文版，了解更多採用國際視角的見解：
https://www.geneonline.com/dci-on-japans-science-scaling-through-collaboration-capital-and-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