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藥研發正加速朝向精準分子調控、新型藥物遞送與人工智慧輔助決策發展。
MedChemExpress(MCE)於 2026 年 11 月 12 日在台北生技園區舉辦「2026 MCE IMPACT 臺灣研討會」,邀集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浩鼎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專家,深入探討新興治療技術、藥物篩選策略及轉譯應用的關鍵挑戰。

MCE 歐亞技術及業務拓展總監王一粟博士於開幕致詞中指出,科學進展不僅仰賴技術創新,更需要研究者間的思想交流與跨領域合作。MCE 的角色已從傳統科研試劑與化合物庫供應商,擴展為全方位的藥物研發夥伴,提供客製化載荷(Payload)合成、PROTAC 設計與合成、高通量篩選及 AI 輔助虛擬篩選等整合服務,致力於協助研發團隊突破早期藥物發現的瓶頸。
靶向蛋白質降解與去磷酸化,化學誘導鄰近技術突破難成藥標靶

傳統小分子藥物多依賴「佔據驅動(Occupancy-driven)」機制,需持續佔據酵素活性位點,但許多致病蛋白缺乏適合結合的口袋。標靶蛋白質降解(TPD)則採用「事件驅動(Event-driven)」藥理學,透過雙功能分子招募細胞內機制清除特定蛋白,能在較低濃度下反覆循環發揮作用。2026 年 5 月 FDA 核准首款 PROTAC 藥物 vepdegestrant(ARV-471)用於特定晚期乳癌患者,代表該技術正式從概念邁入臨床治療的重大里程碑。
國立成功大學助理教授陳伯翰博士於會中分享實驗室針對阿茲海默症(AD)關鍵病理蛋白 Tau 的突破性研究。Tau 蛋白的過度磷酸化與聚集與神經退化高度相關,但傳統激酶抑制劑常因影響多種下游受質而可能引發脫靶效應,面臨臨床侷限。陳博士團隊運用 VHL 與 CRBN 配體開發 Tau PROTAC(如 尚未發表之C3 PROTAC),成功於人類大腦類器官模型中顯著減少不溶性的病理性 Tau 寡聚體。
為進一步保留 Tau 蛋白的正常生理功能,團隊開發出標靶去磷酸化技術 PhosTAC,透過化學誘導鄰近(CIP)機制招募內源性 PP1 或工程化 PP2A 磷酸酶。實驗顯示,結合臨床示蹤劑 PI-2620 設計的分子Tau2-8能提供磷酸酶選擇性,直接辨識 Tau 蛋白,使關鍵病理位點去磷酸化幅度達 50% 至 75%。
團隊更建構出 togoPhosTAC 生物製劑平台,透過 mRNA 及脂質奈米粒子(LNP)遞送工程化磷酸酶;在 PS19 小鼠模型中,經鼻腔給藥後顯著降低腦組織 Tau 磷酸化,並讓小鼠的空間認知與焦慮等行為缺陷得到改善,為神經退化性疾病提供全新的精準修飾策略。
新世代 ADC 理性設計與雙靶點策略,克服臨床抗藥性與內吞瓶頸

抗體藥物複合體(ADC)近年發展迅速,適應症從早期血液腫瘤大幅擴展至實體腫瘤,載荷設計也從早期的微管抑制劑逐漸轉向拓撲異構酶 I(Topo I)抑制劑。台灣浩鼎生技(OBI Pharma)研發經理許仁裕博士指出,傳統 ADC 常面臨藥物抗體比(DAR)分布不均與高疏水性等痛點。浩鼎為此打造 OBRION® 平台,涵蓋定點偶聯技術 GlycOBI®、高親水性連接子 HYPrOBI®,以及支援單載藥高達 DAR 16、雙載藥高達 DAR 24 的 GlycOBI DUO® 技術,大幅提升高載藥量 ADC 在血液循環中的穩定性與均質性。
針對臨床上 HER2 標靶 ADC(如 Enhertu)長期治療後出現的抗藥性,許仁裕深入剖析「入口問題(Entry Gate Problem)」。臨床觀察顯示,在 Enhertu 治療後疾病惡化的病患中,約 49% 出現 HER2 表現量下降,這會影響藥物與靶點的結合並降低細胞內吞效率,導致載荷遞送減少,最終使抗腫瘤療效減弱。此外,一項真實世界數據的回溯性研究發現,單看 HER2 表現量可能已不足以預測 Enhertu 的治療結果,TROP2 高表現反而與治療失效的關聯性可能更高。許仁裕也提醒,此類回溯性研究的樣本數有限,仍需保守解讀,但這項發現或可作為雙特異性 ADC 設計的參考方向。同時,浩鼎研究團隊在 trastuzumab 抗藥性胃癌細胞株模型中觀察到 TROP2 表現上升,且 pAKT、pERK 等存活訊號仍維持活化,提示 HER2 路徑受抑制後,TROP2 相關訊號可能參與細胞代償機制。研究團隊亦透過分生化分析、AI 結構預測及點突變實驗,發現 HER2 與 TROP2 可在細胞膜上形成蛋白質複合體,支持 TROP2 可能參與 HER2 標靶治療後的抗藥性機制。
基於此轉譯醫學觀點,浩鼎開發出鎖定 HER2 與 TROP2 的雙特異性 ADC 候選藥物 OBI-201,以 GlycOBI®/HYPrOBI® 技術接合 Topo I 抑制劑,DAR 為 4。OBI-201 的設計特色在於可透過 HER2 或 TROP2 進行抗原辨識與藥物遞送,降低對單一抗原表現的依賴。在同時表現 HER2 與 TROP2 的體外細胞模型中,OBI-201 亦展現較單靶點 ADC 更高的內吞相關訊號,支持其雙特異性設計可能進一步提升藥物遞送效率。在來自一位經歷 8 線治療失敗患者、具備 HER2 陰性至低表現與 TROP2 高表現特徵的 PDX 模型中,OBI-201 達到 50%(3/6)的完全緩解率(CR),顯示其在 HER2 表現有限及多重治療後的腫瘤模型中,仍具有良好的抗腫瘤活性。這些臨床前研究結果支持 HER2/TROP2 雙靶點 ADC 的開發策略,並為未來克服部分單靶點 ADC 治療限制提供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AI 結合多體學與轉譯科學,推動藥物研發從預測走向實證

新藥研發面臨高成本與高失敗率挑戰,從早期探索至上市平均需耗時 10 到 15 年,單一藥物研發成本高達 26 億美元。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研究員暨副所長洪明秀博士指出,超過 90% 的候選藥物在臨床階段宣告失敗,根本原因在於臨床前模型與人體真實疾病間存在巨大的轉譯落差。藉由建立嚴格的評估框架,例如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的 5R 框架(正確標靶、組織、安全性、病患與商業化)與輝瑞(Pfizer)的臨床活性訊號(SOCA)策略,能及時進行止損(Go/No-go)決策,顯著將研發成功率從個位數提升至 20% 左右。
為加速早期篩選,國衛院生技藥研所建置出包含逾 20 萬個小分子化合物的資料庫,並導入 AI 與化學資訊學。研究團隊運用非監督式演算法,從 12 萬個分子中精選出 8,000 個具結構多樣性的核心化合物,在保留化學空間覆蓋率的同時,成功減少約 96% 的篩選成本(篩選命中率達 0.22%)。針對缺乏已知結構與配體的「孤兒 GPCR」,團隊結合語言模型與內部數據庫進行迭代優化,將篩選命中率提升近8 倍,達到 1.79%。
然而,洪明秀強調 AI 無法完全取代實驗,其準確性極度仰賴高品質的實驗數據輸入。例如在優化 AOC3 預測模型時,僅依賴外部公開數據的預測效果極差;但在納入內部合成資料以擴展特定化學空間後,模型的相關係數(CC)從 0.189 躍升至 0.895。未來的藥物研發必須是「預測、實驗與臨床證據的迭代回饋」,透過整合人類遺傳學證據、多體學分析與人源材料數據等人體相關模型,才能真正彌合轉譯鴻溝。
從化合物供應到整合式藥物探索,MCE 強化科研基礎設施角色
隨著新藥研發日益複雜,上游科研材料供應商已轉型為技術驅動的平臺。MCE 技術支援與發展總監王一粟博士指出,MCE 提供約 25 萬種產品,包含 11 萬種具備 ISO 與 cGMP 規範的現貨小分子化合物,並建構出涵蓋高通量篩選、DNA 編碼化合物庫(DEL)與計算輔助藥物設計(CADD)的一站式研發平臺。
針對近年熱門的靶向蛋白降解(TPD)領域,MCE 擁有超過 7,000 種分子砌塊與結合物(含 E3 連接酶配體與 Linker)。王一粟說明,PROTAC 分子設計不僅要求單端親和力,更需考量三元複合體空間排列與連接子特性;MCE 透過虛擬篩選尋找配體、表面電漿共振(SPR)測試親和力,結合專業化學合成,可在 3.5 個月內完成客製化 PROTAC 分子的「設計-合成-分析」完整流程。
在虛擬篩選方面,MCE 提供基於 AI(如 RTMscore 機器學習評分與 Gemini 模式)以及多層級 Glide 分子對接技術,搭配配體應變能分析(Ligand strain energy)剔除不合理的結合構型,以提高命中率。濕實驗驗證端則整合無標記的 SPR(含高通量 SPR 成像與競爭性分析)、微量熱泳動(MST)、等溫滴定量熱法(ITC),並銜接具備 116 種穩定 GPCR 細胞株與自動化膜片鉗的標靶功能性篩選平台,提供從虛擬預測到生物物理驗證的完整證據鏈。
台灣串聯學術研究、創新藥開發與科研服務,聚焦跨領域轉譯合作

本次研討會的壓軸問答環節中,多位講者針對研發實務的挑戰與現場專業觀眾進行深度對談。洪明秀副所長重申人體數據在 AI 與多體學整合中的不可替代性,並指出人源材料(如類器官)已成為獲取生理數據的關鍵替代方案;對此,MCE 等科研服務平台亦提供類器官培養相關試劑與技術支援,協助研究團隊建構更具生理相關性的生理模型。陳伯翰博士則補充,應用於阿茲海默症的去磷酸化策略雖能減少脫靶效應,但血腦屏障(BBB)的穿透力與 PROTAC/PhosTAC等雙功能分子連結子的剛性設計仍是後續研發的核心挑戰。許仁裕經理亦強調,解決 ADC 抗藥性並非單純替換標靶,而是需尋找具有訊號關聯性的替代靶點,並確保抗體具備高效內吞能力。
從蛋白質降解、新型 ADC 設計到 AI 多體學驅動的藥物探索,本次「2026 MCE IMPACT 臺灣研討會」不僅展示前沿技術的突破,更凸顯出跨學科整合的重要性。透過串聯學界基礎研究、生技藥廠臨床開發與 MCE 等科研服務平臺,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將能更精準地跨越轉譯鴻溝,將分子層級的科學發現轉化為具備臨床價值的創新療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