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世界製藥原料展覽會(CPHI Worldwide)已於義大利米蘭圓滿落幕。延續往年成功經驗,這項全球生技製藥業年度盛事不僅匯聚來自 160 多個國家逾 6 萬名專業人士,現場也集結超過 2,900 家參展廠商,涵蓋 14 個專業展區。在為期三天的展會期間,共有超過 250 位專家講者主持逾 150 場會議、專題討論及工作坊,凝聚全球智慧,共同探索醫藥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作為大會首日的重頭戲,「領袖高峰會(Leadership Summit)」匯聚全球知名藥廠、CDMO 巨擘與頂尖生技創投的代表,共同擘劃未來十年的產業發展藍圖。面對藥價改革、地緣政治波動,以及新興療法與創新科技的湧現,全球製藥產業正歷經前所未有的深度轉型。在這場峰會中,與會業界領袖深入探討:供應鏈各環節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平衡政策訴求與商業經營,並暢談區域差異如何形塑全新的競爭格局。
化挑戰為契機:科技×生醫跨域創新,臺灣展現全球製藥戰略優勢
本次領袖高峰會獲經濟部產業技術司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共同響應,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所長呂瑞梅博士亦受邀出席。她在開場致詞中開宗明義強調,全球製藥供應鏈正在重新布局,面對 AI 與數位科技導入、藥品可近性、永續發展及全球健康等複雜議題,沒有任何單一企業或國家能獨力解決所有問題,唯有跨越地域與領域藩籬,落實合作優勢互補,連結研發與製造、創新與市場,才能突破難關,創造更多可能。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灣在全球醫藥生態系中正好能扮演關鍵戰略角色。呂所長指出,臺灣已建立起橫跨全價值鏈的多元能力,涵蓋 AI 新藥開發、原料藥(API)、CRO/CDMO、高門檻製劑、創新藥與生物製劑等範疇。她又提到:「臺灣在全球半導體及先進科技產業的頂尖實力有目共睹,而這些推動科技躍進的研發、精密製造、AI 與 ICT 技術,現正全面融入生醫領域。」透過這種「科技×生醫」的跨界交會,有望為全球製藥業的轉型與升級注入前所未有的動能。
另一方面,呂所長也提到由經濟部產業技術司指導、工研院籌組的「臺灣醫藥主題館(Taiwan Pharma Pavilion)」。此次 CPHI 臺灣館共集結 22 家指標性的生技醫藥企業,她強調:「我們想讓世界看到的,不只是臺灣能做什麼,更是我們能和全球夥伴一起完成什麼。臺灣來到這裡,不只是參與,更是為了合作。」透過跨國界、跨領域的互補,臺灣代表團期望能將展會期間的交流轉化為實質的夥伴關係,為全球製藥供應鏈注入韌性。

突破創新困境:尋找製藥業的「勇氣紅利」與新經濟學
生命科學諮詢平台暨創投基金 Emerging Health Ventures 創辦人 Nina Rawal 博士發表主題演講「Capitalising the Next Wave in Pharma」,從投資人視角出發,直指當前製藥產業面臨的深層經濟學困境與商業模式危機。
Rawal 博士引用了哈佛商學院學者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的「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論框架1,指出現有製藥巨頭的困境並非源於決策失誤,而是因為他們「過度優化現有績效指標,將資源集中於服務最賺錢的客戶」,繼而錯失更廣泛的全球需求與未來的轉型契機。她強調,雖然生命科學領域創新源源不絕,但在醫療資源分配方面卻呈現極度不均的現象。數據顯示,從 1990 年代初到 2022 年,高收入國家每年平均的抗癌新藥上市數量從約 0.5 款激增至 8.7 款;然而,中高收入國家卻僅從 0.1 款緩慢爬升至 1.5 款,而且雙方差距正日益擴大。
目前的產業資金流向也反映當代經濟學的價值觀。Rawal 博士指出,市場資金高度集中於已證實具有高獲利潛力的領域,例如目前全球有多達 190 項 GLP-1 相關產品正在開發中;反觀面臨龐大未滿足醫療需求的抗生素領域,大型研發型藥廠的專案量卻在過去五年內銳減 35%。此外,全球高達 74% 的新藥首發集中在世界前八大高收入國家,而佔全球支出三分之一、年成長率達 5-8%(幾乎是已開發市場兩倍)的中等收入市場卻長期被忽視。
「舊遊戲規則」的極限與盲點
Rawal 博士進一步提到,從全球市場動態來看,世界三大主要經濟體也分別陷入了不同的「舊遊戲規則(Old Game)」盲點:
- 美國:專注於制定產業遊戲規則與建立關稅壁壘,卻可能因此將可提供更快、更便宜替代方案的企業以及本國有需要的病患,排除在外。
- 歐洲:為服務付錢最多的客戶(即美國市場)而過度優化研發與生產,反而忽略歐洲本土病患的用藥可近性與自身產業鏈的長遠發展需求。
- 中國:雖專注於優化新藥探索的速度與成本優勢,但在大規模的全球獨立商業化能力上,仍面臨地緣與市場的挑戰。
「勇氣紅利」—— 重塑商業化經濟的雙槓桿
為了解決現有商業化經濟的僵局,Rawal 博士提出了「勇氣紅利(The Courage Dividend)」的雙槓桿策略,強調透過兩大關鍵來重塑產業:
- AI 驅動的「成本崩塌」(AI-driven cost collapse):人工智慧(AI)與機器學習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是讓各個研發階段的時間與成本得以大幅壓縮的推手。以生技公司 Insilico Medicine 為例,其抗纖維化標靶藥從早期發現到進入臨床 1 期耗時不到 2.5 年(其中運用 AI 生成先導化合物甚至僅花了 21 天),遠低於傳統研發所需的 6 至 8 年週期。Rawal 博士強調,研發時間縮短能直接降低創新成本,進而提升產品商業化的經濟效益。
- 適應性法規(Adaptive regulation):過去彈性審查機制多用於罕見疾病領域,但如今其適用範圍正逐漸擴大。美國、歐洲與日本的法規單位正著手放寬既有的證據審核標準,允許藥物更早取得藥證投入市場,待上市後再持續追蹤收集真實世界證據。若能將此模式擴展至更大的病患群體,有望大幅減少產品創造營收所需的時間與財務成本。
Rawal 博士也提醒,即便具備更低的成本與彈性的法規,這些條件並不會自動創造出可擴展的商業模式,企業仍必須主動選擇「擴大市場觸及率(Building for reach)」。在演講的尾聲,她呼籲製藥產業將「全球可擴展性(Global scalability)」設為發展目標。具體而言可從三個不同層面出發:
- 企業層面:製藥業者應從一開始就設計具備跨市場擴展效益的商業模式,涵蓋所需的經濟條件、科學證據與上市策略。
- 投資人層面:應將企業能否將其營運模式及產品技術複製到海外新市場時的能力,視為投資評估的核心準則,並釐清實現目標所需的商業與資金條件。
- 政府(監管機關)層面:應建立相對應的法規與給付途徑,透過實質機制獎勵能加速創新醫藥普及、造福大眾的商業模式。
她最後總結,未來的產業贏家不一定是規模最大的頂尖製藥巨頭,速度最快、最具遠見、最懂得運用新科技、並能將其商業模式迅速拓展全球的企業,將更有機會在新時代、新遊戲規則下脫穎而出。

高峰會領袖對談:在不確定性中駕馭供應鏈重組與 AI 轉型
高峰會的領袖對談環節由 Nina Rawal 博士親自主持,將視角從宏觀理論拉回企業營運的殘酷現實。這場對談匯聚了龍沙集團(Lonza)、富士軟片生物科技(Fujifilm Biotechnologies)、百靈佳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Centrient Pharmaceuticals 與 Rezon Bio 的高階主管,探討生技製藥業界在面對結構性轉變時的掙扎與策略佈局。
克服政治雜音:長期投資與短期波動的拉鋸
生物製劑廠房的基礎建設與研發投資回報期動輒需時 15 到 20 年,但當前的政治週期與法規環境卻傾向快速變化。Lonza 執行委員會成員 Jean-Christophe Hyvert 坦言,要準確預測未來 20 年的政策動態與全球局勢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他認為業者應當專注於疾病演進、人口結構變化以及病患需求等基本面,不受短期的政治雜音干擾。雖然要說服董事會與股東承擔風險絕非易事,但唯有堅定投資於長期趨勢,才能獲得長遠的實質回報。
同為大型 CDMO 廠商代表,Fujifilm 首席商務長 Christiane Bardroff 則表示,面對飄忽不定的政策環境,CDMO 的戰略價值正是替客戶分擔風險。透過靈活調度產能網絡,有效運用閒置產能,或是與客戶進行早期聯合投資,CDMO 能有效替創新藥廠降低產能投資與營運風險」,提升供應鏈的彈性與韌性。
供應鏈韌性重塑:從防禦性分散到戰略性互補
進入後疫情時代,「在地化製造」與「醫藥安全」已成為各國政府的核心政策,其重要性甚至達到國安層級。然而,製藥產業本質上極度仰賴專業分工,因此這股「去全球化」浪潮對業界的衝擊著實不容忽視。百靈佳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全球生物製藥營運主管 Andrea Rothmaler 指出,過度依賴單一地區固然可能衍生重大斷鏈風險,但盲目在全球複製相同設施亦非明智之舉,關鍵在於善用各區域的獨特競爭優勢。以中國市場為例,其快速的創新迭代與決策效率便難以直接複製至歐洲。因此她表示:「我們應該建立具備戰略互補功能的雙重採購(Dual-sourcing)網絡,讓全球產能相互支援,而非讓不同區域陷入零和競爭。」
然而,對於獲利空間極度受壓的學名藥與抗生素原料藥市場,供應鏈區域化的理念正面臨嚴峻的現實考驗。Centrient Pharmaceuticals 執行長 Faye Freeman 指出,這些基礎藥物固然是不可或缺,但由於其性質屬大宗商品(Commodities),價格容易大幅波動。若缺乏政府的具體政策配套、關稅保護或採購獎勵,單憑企業自行承擔缺乏規模經濟的在地生產成本,在財務上是不切實際的。
另一方面,Rezon Bio 執行長 Adriana Kiędzierska-Mencfeld 也分享 CDMO 與藥廠建立長期信任關係心得。她強調:「CDMO 應將客戶視為終身夥伴,並對其產品『視如己出』。透過緊密合作、共同投資,以及針對地緣政治變化與法規環境的不確定因素,採取提前佈局,雙方才能在局勢動盪中並肩前行、互惠共贏。」
AI 應用的落地考驗:從實驗室到廠房的「信任危機」
在人工智慧(AI)與數位科技大爆發的新世代,AI 已全面滲透生技醫藥領域,其多元應用更成為近年全球各大產業會議關注的焦點。在此次 CPHI 領袖峰會中,五位與談人皆高度認可 AI 科技在製藥業界的巨大發展潛力,但也不忘點出其在實際應用與落地執行層面所面臨的隱憂與考驗。在生產製造端,Christiane Bardroff 指出,導入 AI 進行「預測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已展現強大效益;廠房人員能透過數據分析預防設備突發故障,有助避免因意外停工而帶來的巨額損失。此外,AI 工具能將繁瑣的文件處理與行政流程自動化,有助於將人力資源轉向更有戰略價值的決策層面。在前瞻趨勢上,Adriana Kiędzierska-Mencfeld 則表示,Rezon Bio 正致力運用 AI 進行電腦模擬測試(In-silico testing),以取代研發早期大量活體實驗。此舉不僅能加快新藥推進至臨床試驗的時程,也能大幅減少資金、時間與人力的浪費。
不過 Andrea Rothmaler 也直言,數據問題始終是妨礙 AI 發揮潛能的重大瓶頸:「AI 模型的效能上限取決於底層數據的品質,以及產業內跨機構分享數據的意願。然而,業界目前對於分享製程參數等不涉及智慧財產權(IP)的資料依然抱持著高度疑慮與戒心。」 Jean-Christophe Hyvert 亦指出,AI 的效益必須建立可信且受保護的數據來源。為此,他提出三個解方:第一,與客戶建立數據合作機制,加速開發歷程;第二,借助 BioPhorum 或 PDA 等專業社群平台,分享非 IP 敏感數據;第三,導入政府與主管機關的監督機制,嚴格審核數據正確性,減低因 AI 幻覺而生成的虛假或誤導性風險。
永續發展的兩難:「綠色溢價」該由誰買單?
進入台下聽眾問答環節,與談人首先被問及永續議題:「隨著永續概念蔚為趨勢,生醫產業被要求打造更環保且永續的供應鏈,同時卻得承受沉重的定價壓力。在以價格優勢為核心考量的市場框架下,這筆「綠色溢價」2究竟該由誰來承擔?」對此,Faye Freeman 表示減碳永續不一定代表成本上漲。即便在引進綠色製程的初期需要投資相當金額,但由於資源浪費相應減少,隨著時間推移反而能降低成本。
Jean-Christophe Hyvert 也認同應摒棄「永續等於高成本」的迷思。他指出,若能在產品研發與製程規劃初期便落實減碳理念,強化運作效率並降低能源消耗,本質上即排除資源浪費。在他看來,節能減碳與永續經營早已是企業的核心基石與共同責任,應由整條價值鏈的各個環節攜手推動與落實。
建立經營共識:帶領團隊走出「不確定性疲勞」
經歷新冠疫情衝擊,加上近年接二連三的地緣政治動盪、經濟不穩與供應鏈危機,往往容易使企業員工感到看不見前景,繼而出現情緒耗竭、焦慮不安、執行力下降的狀況,也就是所謂的「變革疲勞(Change fatigue)」。面對這種組織內耗的困境,Faye Freeman 認為,新時代領導者應勇於展現真實與脆弱:「管理者應坦誠面對自身局限,承認自己同樣是普通人,無法完美解答所有問題。要克服組織疲勞,關鍵在於與同仁透明地溝通『為什麼要改變』,幫助他們適應沒有標準答案的『灰色地帶』並保持敏捷應變的能力。」
Christiane Bardroff 補充:「比起決策層單方面制定戰略,不如與團隊攜手發想應對方案。只要夥伴們明確了解企業的經營方針,以及自身的定位與價值,即便身處動盪之中,依然能展現強大的凝聚力與投入度。」Adriana Kiędzierska-Mencfeld 則從跨國管理角度切入,重申展現包容心與多元視角的重要性。 她提到,身為全球化領導者,須不斷提醒自己避免將個人文化背景(例如德國式嚴謹)當作解決問題的唯一標準。反之,管理人員應虛心傾聽各地團隊的看法,並將第一線與在地管理者納入核心決策體系,戰略藍圖才能貫徹執行,避免流於紙上談兵。

擁抱不確定性:臺灣迎來絕佳戰略機遇
在高峰會尾聲,主持人 Nina Rawal 博士邀請每位與用一句話展望三年後的製藥產業願景。五位業界菁英展現高度共識,描繪出明確的轉型藍圖:Andrea Rothmaler 指出「面對不確定情勢,企業的決策執行力與速度將迎來大躍進」;Adriana Kiędzierska-Mencfeld 認為「適應不確定性將成為產業新常態」;Christiane Bardroff 堅信「AI 技術將全面導入經營決策體系」;Faye Freeman 強調「供應鏈韌性必須從產品設計源頭做起,而非事後補救」;Jean-Christophe Hyvert 則總結「引領團隊與組織持續穿越變革的能力,將成為企業脫穎而出的關鍵」。
總結這場全球醫藥領袖深度對談,不僅為未來十年的產業發展指明方向,更顯示現行製藥供應鏈在應對地緣政治與快速變革時的脆弱與渴求。而國際大廠對「敏捷、信任與韌性」的這份渴求,正是臺灣生技醫藥產業展現實力、重塑全球角色的最佳戰略機遇。
誠如工研院呂瑞梅所長在開場時所述,當全球製藥大廠正急切尋找「縮短研發時程」、「敏捷且具彈性的高階製造」及「分散營運風險」的解方之際,臺灣早已具備突圍所需的核心競爭力:
- 科技與生醫跨域整合,打造藥物研發與製造新優勢:臺灣結合深厚的生醫研發能量、臨床醫療實力與完整製藥產業鏈,並導入 AI、ICT 及精密製造技術,從新藥開發、臨床驗證到製程優化與高階製造,提供國際藥廠跨階段的整合解決方案,加速藥物創新與產業轉型。
- 建立嚴謹智財防線,鞏固商業信任:因應產業對數據共享與互信的嚴格要求,臺灣長年來已建立健全的智慧財產權(IP)保護機制,與國際接軌的法制體系和堅實的商業信譽,足以有效化解國際藥廠疑慮,為深化跨國合作打好基礎。
隨著全球製藥產業加速部署「互補性雙重採購」布局,臺灣已跳脫單純接單代工的傳統角色,躍升為穩健可靠的國際戰略夥伴。由此次 CPHI Milan 臺灣館 22 家指標企業所展現的全價值鏈陣容即可看出,臺灣已在藥品創新研發、CRO/CDMO、原料藥合成、AI 應用與高門檻學名藥等關鍵領域具有可觀實力。憑藉「科技×生醫跨域創新」的強大綜效,臺灣擁有優異的風險承受能力與敏捷客製化實力,進而成為全球供應鏈重組浪潮中值得長期信任的戰略韌性樞紐。

註釋及參考資料:
- 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概念出自克里斯汀生於 1997 年出版著作的《創新的兩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該理論是指新進企業利用價格便宜、性能「剛好夠用」的產品或服務,切入被市場龍頭(既有大企業)忽略的邊緣客群或未被滿足的新市場。隨著技術與品質逐漸提升,它們最終會進攻主流市場,撼動產業巨頭根深蒂固的領導地位。 ↩︎
- 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是由微軟(Microsoft)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所提出概念,泛指當廠商要用更環保、更低碳的技術或產品來取代舊有的高碳排選項時,需要額外付出多少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