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聽過減重藥物 GLP-1，但你知道它除了幫助控糖與瘦身，還可能預防癌症與延長壽命嗎？讓我們透過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榮譽教授 Jens Juul Holst 的第一手深度專訪，了解這項藥物如何正悄悄改寫代謝疾病治療版圖。
多器官受惠：GLP-1 超越減重與控糖的潛力
2025 年 7 月的一個午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榮譽教授、GLP-1（胰高血糖素樣胜肽-1）研究領航者 Jens Juul Holst 坐在鏡頭前，接受 GeneOnline 的深度專訪。他語氣溫和、神情堅定，娓娓道出他的研究歷程，也帶出 GLP-1 類藥物（GLP-1 receptor agonists, GLP-1 RAs）不只是減肥與控糖的工具，更可能是一場橫跨心血管、腎臟、免疫系統乃至癌症風險調控的醫學革命。
Holst 教授解釋，GLP-1 療法改善血糖控制與體重管理後，能有效解除葡萄糖毒性（glucotoxicity）與脂肪毒性（lipotoxicity），進一步帶來心臟、肝臟與腎臟功能的整體提升。他強調，「這些效果並非附加價值，而是治療糖尿病與肥胖本身所帶來的深層連鎖反應。」
微血管與免疫系統：GLP-1 隱藏的「抗發炎」通道
談到 GLP-1 的抗發炎效果，Holst 教授指出，越來越多研究證實 GLP-1 受體不僅存在於胰島 β 細胞，也密集分佈於小血管與腸道上皮內淋巴細胞（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s）。這類細胞為免疫系統的前線兵力，GLP-1 藉由與其交互作用，可快速調節發炎反應。
其中，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作為體內發炎的指標，在 GLP-1 治療下顯著下降，成為其具系統性抗發炎潛能的重要佐證。他更進一步引用多倫多學者 Dan Drucker 的研究，指出 GLP-1 可能透過作用於下視丘，進一步調控中樞神經系統的發炎通路。這條由腸道進入中樞、再擴散至全身的調節路徑，為 GLP-1 建立起一條涵蓋神經-免疫-代謝的療效軸線。
tirzepatide 與 semaglutide：雙受體激動劑的辯證
當談到 tirzepatide 與 semaglutide 這類兼具 GLP-1 與 GIP（胃抑制胜肽）受體激動作用的新藥時，Holst 教授語氣更顯謹慎。他指出，儘管 tirzepatide 展現出壓倒性體重減輕與糖尿病改善效果，但比較時需特別注意劑量設計。tirzepatide 常見劑量約為 10~15 毫克，而 semaglutide 僅為 2.5 毫克以下。「若以 10 倍劑量比較，效能差異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他進一步指出，Novo Nordisk 已在臨床試驗中對 semaglutide 進行過 4、8 甚至 16 毫克的測試，顯示在相等劑量下，semaglutide 與 tirzepatide 在減重效果上不分軒輊。至於 GIP 是否能改善副作用耐受性，目前仍缺乏決定性證據。Holst 教授坦言，作為 GIP 研究的先驅之一，他對 GIP 單一作為治療靶點的潛力持保留態度。
癌症預防可能性：從肥胖連結到代謝治療
GLP-1 療法是否具備癌症預防潛力？Holst 教授引用一項重要研究指出，GLP-1 類藥物在 13 種肥胖相關癌症中，有 10 種展現風險下降趨勢，尤其在大腸癌與肝癌上更為明顯。他謹慎分析道，「目前推測最合理的解釋是：體重減輕本身降低了致癌風險。」這種邏輯類似於減重手術後觀察到的癌症風險下降現象。
雖然目前尚未找到具體的分子機制，但 Holst 認為，肥胖與慢性發炎為多數癌症的共通背景，GLP-1 透過減重與抗發炎雙軌運作，可能間接形成一層癌症風險防線。
依從性困境：生活習慣轉變才是真正關鍵
然而，GLP-1 治療的最大挑戰之一是病患的長期依從性。Holst 教授坦言，僅約 30% 的病患在一年後仍持續用藥，這代表著治療策略需要更全面的行為引導。「我們不能只依賴藥物，而是要把握這段時間改變生活型態。」
他指出，GLP-1 使食慾降低，是調整飲食的絕佳契機；加上體重減輕後，關節壓力減少與發炎指數下降，也讓病患更容易開始運動。從蛋白質攝取到每日 30 分鐘的簡單步行，Holst 主張「不求劇烈，只求持久」。而微劑量策略（microdosing）亦被證實能在降低成本與副作用的同時，保有穩定療效。
從醫學介入走向社會處方：GLP-1 的公共衛生角色
GLP-1 類藥物的應用是否應擴大至非糖尿病與肥胖病人？Holst 教授認為，隨著小分子口服 GLP-1（如 danuglipron）問世，未來有望大幅降低生產成本與服藥難度，進一步讓更多人從中受益。
不過他也坦言，GLP-1 改變進食行為的副作用——「食之無味」——或將成為長期普及的心理障礙。「這些藥物移除了『進食快感』，長期下來可能讓人失去生活樂趣，進而放棄治療。」
因此，他強調 GLP-1 不能取代教育與文化改變，而應成為一個契機，引導社會正視飲食、活動與代謝之間的連動關係。「這不是讓人擺脫自律，而是幫助人們重新取得身體主導權。」
療程永續性與社會心理阻力：從減重回歸生活本質
Holst 教授進一步說明，GLP-1 類藥物在理論上應持續使用以維持新平衡，避免體重回升，然而實務上若能在治療期間培養良好習慣，則有可能逐步減少甚至停藥。他援引過去研究指出，即使初期體重下降有限，只要有耐心進行劑量漸進調整，約兩年時間即可達成顯著成果。
此一期間也正是轉化生活模式的關鍵時機，從飲食結構到運動頻率，都可透過藥物帶來的「食慾控制」與「身體輕盈感」作為助力，讓病患更容易改變行為模式。這種由內而外的轉變，是GLP-1類療法的真正價值所在——不是單靠藥物，而是藉由藥物為身體重新設定一套更健康的平衡點。
市場版圖劇變：藥物面臨全球仿製與合法性挑戰
隨著市場需求暴增，GLP-1藥物的供應與價格也面臨壓力。Holst教授指出，Lilly與Novo Nordisk雖為領先廠商，但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地皆已出現非授權生產廠商，許多國家甚至出現「合成GLP-1」（synthetic GLP-1）製劑，與傳統重組蛋白藥物（recombinant peptide）形成市場混戰。
他警告，若無有效國際監管，這類「地下市場」將造成品質不穩、療效不明，甚至可能導致公共健康災難。「這比毒品更難控管，因為它關係到全球幾十億人口的慢性病問題。」
經濟與倫理：從藥物到社會選擇的十字路口
Holst 教授也坦言，GLP-1 類藥物的熱潮背後，潛藏著一場醫療倫理與社會價值的拉鋸戰。「我們能否接受一種藥物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眼鏡、牙刷，甚至避孕藥一樣？」這是社會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
他指出，若將 GLP-1 視為一種生活型態的輔助工具，那麼政策制定者、醫療教育者、藥廠與病患，都需重新定義健康的標準與目標——不再僅限於「無病」，而是能否活得有尊嚴、有主控權。
結語：從科學到生活，一場代謝革命帶來的啟示
專訪尾聲，記者話鋒一轉，提到在 2024 年榮獲唐獎（Tang Prize）生理醫學獎。他笑言，這份榮譽不只是對過去科研工作的肯定，更讓他獲得將獎金轉化為研究資源的契機，雖面臨丹麥嚴格的稅制挑戰，但他仍積極嘗試。
Holst 教授說：「獲獎的意義，不只在於個人成就，而是提醒我們要持續問自己：我們的研究，對這個世界真正有何貢獻？」
這句話，或許也正呼應著 GLP-1 這場安靜卻深遠的醫療革命——它不僅是科學創新，更是一場關於生命、選擇與希望的深層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