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同盟不是出於懷舊，而是因為未來需要它。」——前美國國務次卿 Kurt Campbell
在這個世界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美日同盟不再只是安全保險，更是一場雙邊重構、共塑未來的實驗場。這篇文章要講的就是：當世界變得更複雜，美日同盟也必須進化，不然就會被現實拋下。
美日同盟的關鍵轉捩點：地緣風暴下的再定義
日前位於東京舉行的「第21屆 CSIS×NIKKEI 論壇」（The 21st CSIS/NIKKEI Symposium）成為當前局勢下最具指標性的戰略對話平台。與會者包括美國前國務次卿 Kurt Campbell、前國安顧問 Matt Pottinger，以及日本前國安顧問谷內正太郎（Shotaro Yachi Akiba），共同剖析美日關係如何因應中國強勢擴張、美國對外政策回歸交易式邏輯（Transactionalism），以及多邊貿易制度的疲乏。
全球戰略環境出現三大動態：第一是美國在川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內外交政策的模糊與反覆，第二是中國對印太區域的軍事與經濟壓力持續升高，第三則是包括伊朗與北韓的熱點持續發燒。這三股力量交織下，美日同盟從傳統的「安全保障框架」，正逐步轉向一個更具全球協同意味的「戰略平台」（Strategic Platform）。
Campbell 明言：「今天的美日關係，不能只是靠過去的信任延續下去，而要以全新的結構與對等責任為基礎。」這不只是外交上的對話，而是同盟角色與結構的大重塑。
從屬到共主：日本的戰略躍進與川普新方程式
在川普第二任期下，美國外交呈現出「互惠」（Reciprocity）、「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與「風險削減」（Risk-Reduction）三大主軸，而非傳統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或全球主義（Globalism）。這種政策邏輯實際上削弱盟友之間的制度性協商機制，導致像日本這樣的關鍵夥伴必須在模糊不清的指引中獨自判斷、穩定步伐。
Pottinger 指出，日本如今已不是美國單方面的依附國，而是印太安全秩序的「共同舵手」。除了大幅提升防衛預算、日本對北韓、南海、與供應鏈安全的關注也與美方日益一致。川普與多位日本首相在任期中頻繁通話，顯示東京在白宮戰略視野中的地位已難以忽視。
谷內正太郎則提出更具日本視角的觀點：「日本將持續支持同盟，但也必須追求自身戰略的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他強調，這種自主性不是疏遠美國，而是要讓日本能在多極世界中主動出牌，而非只是跟隨。
從貿易摩擦到技術共管：重塑合作架構與全球規範
儘管美日經濟高度整合，但在川普的交易式邏輯下，日本仍面臨「貿易盈餘過高」與「國防支出不足」兩大壓力。Pottinger 直言，川普將同盟強度視為經濟指標的反映，例如雙邊貿易赤字與軍費佔 GDP 比例。
但 Campbell 認為，這樣的度量方式過於狹隘，美日關係應涵蓋供應鏈安全、數位經濟合作與創新研發等多面向。谷內也指出，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與創造就業貢獻龐大，應當納入同盟價值的整體衡量。
同時，對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信心崩潰，也使得新的貿易框架浮出水面。Pottinger 建議，以七大工業國（G7）或美國的安全條約夥伴為核心，構築以價值為基礎、可強制執行的數位與產業貿易規範。Campbell 補充指出，過去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爭議顯示，要想推動新架構，必須從模組化（Modular）、信任為基礎（Trust-based）的合作機制著手。
日本的角色在此至關重要，Campbell 形容：「在新的全球秩序設計中，日本不能只是參與者，更要成為號召者（Convener）。」
從安全網到發射台，同盟的下一章
美日關係正從冷戰時代的安全保護網（Safety Net）蛻變為全球領導力的主控台（Launchpad）。隨著美國在全球公共財供給角色的退位，日本挺身而出，在全球衛生、發展援助、與地區穩定上展現主動。
然而，如 Campbell 與谷內皆警告的，這場戰略轉型不能只停留在少數領導階層或是菁英層面。未來的同盟必須取得國內政治與公眾的雙重支持，否則再精心籌劃的戰略設計也會在反對的民意浪潮中被瓦解。
「這不再是一段以往的師徒關係，而是事業合夥人的合作關係。」Pottinger 總結道。當這個世界越來越無序，唯有信任與責任共築的同盟，才能真正撐起新的世界規則。
詳細說明
為何制度性協商機制會被削弱？
傳統的盟友關係（例如美國與日本、北約成員國的關係）建立在共享的價值觀、長期戰略目標以及一套可預測的、制度化的協商機制上。這些機制包括定期的部長級會議、國防與外交官員的日常溝通、G7/G20等多邊論壇等。盟友們相信，即使政府換屆，這些基本框架和承諾依然有效。
然而，川普的政策邏輯會破壞這個基礎：
1. 「互惠」(Reciprocity)：將盟友關係交易化 (Transactionalism)
- 傳統意義：盟友間的互惠是基於長期、整體的貢獻與支持。
- 川普式互惠：這是一種「你給我什麼，我才給你什麼」的即時性、交易性關係。它將安全承諾、貿易關稅、駐軍費用等所有議題都視為談判桌上的籌碼。
- 如何削弱協商：當所有議題都變成一場零和博弈的交易時，基於信任的長期戰略協商就失去了意義。盟友之間的對話不再是「我們如何共同應對區域威脅？」，而是變成「你們要為美軍駐紮支付多少錢？否則我們就撤軍」或者「如果你們不開放市場，我們就對你們的汽車加徵關稅」。這種模式繞過了既有的外交溝通管道，直接以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和威脅取而代之，使得制度性協商變得空洞無力。
2. 「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將盟友視為經濟競爭對手
- 傳統意義：盟友經濟上是夥伴，透過自由貿易（如CPTPP的前身TPP）和協調的產業政策來實現共同繁榮。
- 川普式再工業化：核心目標是將製造業和工作機會帶回美國，即便這會損害盟友的經濟利益。它傾向於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例如對來自日本、德國等盟友的鋼鋁、汽車加徵高額關稅。
- 如何削弱協商：這種「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是單邊主義的。美國在做出影響盟友經濟的重大決定前，不會與盟友進行深入協商，因為其首要考量是國內政治和經濟，而非全球或盟友的穩定。這使得 G7 財長會議等用來協調經濟政策的機制形同虛設，盟友只能被動地回應或報復，而不是共同制定規則。
3. 「風險削減」(Risk-Reduction)：將安全承諾條件化
- 傳統意義：美國對盟友的安全承諾（例如《美日安保條約》）被視為是堅定不移的。
- 川普式風險削減：這意味著美國希望減少其在全球衝突中的「暴露」和「成本」。這不等於孤立主義（完全不管），而是要求盟友承擔絕大部分的防衛責任和費用（即所謂的「負擔分攤」，burden-sharing）。美國是否出手協防，取決於盟友付了多少錢，以及這是否直接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
- 如何削弱協商：這讓美國的安全承諾從一個確定性的基石，變成了一個不確定性的變數。日本無法再百分之百確定，當其主權（例如釣魚台/尖閣諸島）受到挑戰時，美國是否會像過去那樣毫不猶豫地介入。這種不確定性使得盟友間的軍事與戰略協商變得極為困難，因為最核心的「信賴」已經動搖。協商的內容不再是深化合作，而是不斷試探和確認美國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為何日本必須在「模糊不清的指引中獨自判斷」？
綜合以上三點，結果就是：
- 模糊不清的指引 (Ambiguous Guidance): 過去，日本可以從美國的官方政策文件、國會態度和外交管道中獲得清晰、一致的戰略指引。但在新政策下，美國的立場可能因為一則推文、一場談判、甚至總統個人的好惡而隨時改變。對日本而言，美國的意圖變得極度不可預測，這就是「模糊不清的指引」。
- 獨自判斷、穩定步伐 (Independent Judgment, Stabilizing Pace): 面對一個不再可靠的領導者，日本不能再將國家安全完全寄託於美國。它被迫必須：
- 獨自判斷：獨立評估來自中國、北韓的威脅，並做出自己的戰略抉擇。這包括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發展「反擊能力」、以及更積極地與澳洲、印度、菲律賓等其他國家建立安全合作關係，以分散風險（Hedge）。
- 穩定步伐：在混亂的局勢中，日本需要穩住陣腳，避免因為美國的政策搖擺而隨之起舞，導致自身戰略混亂。它必須按照自己的節奏和規劃，逐步強化自身實力，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總結來說，這段文字描述的是一個從「基於規則和信任的聯盟」轉向「基於權力和交易的關係」的過程。在後者的世界裡，制度化的溝通協商被架空，因為真正的決策是透過單邊行動和雙邊討價還價來完成的。這迫使像日本這樣高度依賴美國的盟友，必須學會在沒有明確地圖的情況下，自己尋找前進的道路。
